秋逸：

用咖啡店，在小县城带客人环游世界

县城咖啡店的客人更喜欢偏甜的口味，或许是一种对县城的刻板印象。

 

今年正月期间，我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的一家咖啡店里见到了秋逸，店内人头攒动，他要在几小时内独立调制出近300杯咖啡。这是秋逸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忙碌时刻。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个位于洞庭湖畔的湘北县城已在近10年内流失了近20%的常住人口。县城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就像一群候鸟，春节时回巢，短短几天后又四散而去。

 

出生于1990年的秋逸是“逆行者”，也是一位“非典型生意人”。和这位县城精品咖啡店老板交谈时，你很难用成本、客单价、坪效、上新等新消费创业者常挂在嘴边的流行语撬开他的话题，“这个问题我好像没想过”，是采访中出现的高频回答。但每每说到他热爱的咖啡豆、县城和来店的客人们，秋逸的声调会不自觉地提高，谈话氛围也变得轻松起来。

 

在这个商业模式被普遍拆解讨论的年代，秋逸的咖啡店好像显得过于佛系了。但在当下的县城，这种慢悠悠的经营姿态是被包容和允许的。也因此，县城人能有机会慢下来，不为消除上班的困意，也不将咖啡馆作为工作社交的场所，只是静静享受这份闲适。在秋逸眼中，这几乎是县城咖啡店的客人和大城市唯一的区别。

 

以下为秋逸自述。

 

选择回县城开咖啡店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偶然间，我喜欢上了咖啡，遇见了一群我尊重的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回到自己热爱的家乡，过我想过的生活，仅此而已。


 

大约在2017年，我萌生了开店的想法，两年后的10月正式开店营业。开业前，我也曾去北京寻访业内口碑比较好的老师，提升自己和弥补不足，同时学习了很多经营理念。直到2019年，当我能做出一杯自己觉得好喝的咖啡时，我意识到自己差不多准备好了。

 

回县城之前，我在广东工作了近5年。上学时学过音乐，但没有坚持下去，后来为了生活又去学了化工，工作内容也和化学研发有关，但我始终对这方面说不上喜欢。

 

有些人选择去大城市，这当然好，大城市有更多机会，能赚更多钱，但背井离乡去外面，人也有被迫要做的事，也会遇到许多不确定的东西。有些人会选择回来，比如可能在外面赚了点钱，同时也能在家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享受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是后一种。

 

家庭是最主要的原因。妻子和我是老乡，比我更早一步回来，她选择了考编，在家乡做教育。我和她一起回来是自然而然的事。父母对我们的选择并没有提出异议，工作上的事他们一向很尊重我。

 

有人说回县城是一种“躺平”，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偏见，躺平并不是贬义词，奋斗也不一定是褒义。我是个简单的人，所以开了一家简单、质朴的小店。

 

开一家店前期需要投入的比较多，比如房租、装修这些外部的东西，后期还要持续在咖啡豆方面投入。开店到现在算得上收支持平，这其实和我的预期出入不大：我从来没想过哪一天会挣多少钱，能养家糊口就够了，如果不太受身体健康等因素影响，我会一直坚持把店开下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我喜欢咖啡，喜欢自己的家乡，想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剩下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刚回华容那阵子，可能想得比较简单，比如会觉得华容的咖啡市场会和外面的世界差不多。但其实不是这样。当时本地的正经咖啡店不多，茶楼比较多，很多茶楼的菜单里都会出现咖啡，后来想想，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至少能让很多人知道什么是咖啡，能接触和尝试这类饮品。客人尝试了咖啡之后，有些人如果觉得味道还不错，可能会去继续探寻更专业的咖啡，通过经验积累去选择自己认为味道好的那种。这两年县城里也开了不少咖啡连锁店，但我觉得每一位店主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赚钱方式，我只遵从内心专注于自己的事，并不太去看外界这些东西。

 

不关注外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些吸引我的前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脚踏实地、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坚守一件事，不受世俗和潮流影响。在我心里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因为咖啡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介质，一个传递的过程。

 

以咖啡豆为例，咖啡豆落地生根，从种子发芽到开花结果，离不开园艺师的用心栽培。果实会传递给用心去寻找它们的寻豆师，这类人往往坚守理念，只青睐自己喜欢的味道。这些被筛选的豆子接下来会传到烘豆师手上，烘豆师需要理解每一颗豆子的属性，去决定烘焙程度的深浅，相当于绽放咖啡豆的第二次生命。最后再通过一杯成形的咖啡，由咖啡师递到客人手上。尽管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有1%，但背后的99%都离不开传承二字，我更愿意分享背后的东西。

 

正因为这种复杂又简单的传承，我的小店收获了很多温暖的客人。他们的光顾支撑着这家店铺，我每一天都有很多“甜”可以品尝，所以我过得幸福。

 

有人说，县城咖啡店的客人更喜欢偏甜的口味，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这是不是一种对县城的刻板印象？我的店经常会不定期上新各个庄园的咖啡豆，愿意点手冲的客人比我预期的要多，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多。有县城的老客人还会对我说，你一定要继续带我“环游世界”，品尝更多的咖啡豆，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除了过年的日子会格外繁忙，平时我的店整体是安静的，这和我本人喜欢安静有关，我猜来店的客人们也偏爱这份静谧。有时候客人会问我周末过得怎么样，我一晃神，原来周末已经过去了吗？

 

在店里你很难发觉时间的流逝，我每天都在做咖啡，闲暇之余会看看书，也不太去考虑别的事。我的妻子和我性格很像，对于店里的经营状况她很少过问，她常问的话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客人？

 

大年初五是我新年后恢复营业的第一天，店里来了一位重庆的客人，他因为朋友来到了我们县城。其实去年的同一天他也来到了店里，和今年一样，在门口等着我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来，静静地坐在吧台看着我做咖啡。后来我收到了一张重庆寄来的照片，是我自己做咖啡的样子，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偷偷拍的。他将美好的瞬间定格下来赠给我，这是他对咖啡店表达喜爱的方式。类似于这样的瞬间有很多，大家就这样慢慢变得熟识起来，与其说这是一家咖啡店，不如说是一个大家庭。

 

在县城喝咖啡的并不只有年轻人，其实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我印象中年纪最大的客人已经80多岁。我从来不问他们是否懂咖啡，也不觉得县城的客人和大城市的有什么认知区别，为什么食客一定要懂？我觉得大家只需要借由这杯咖啡，去享受片刻的安逸就足够了。

 

我不太擅长去刻意分析那些商业数据，也不爱捣鼓一些新的特调口味，但我习惯观察客人的微表情，对方喝咖啡的神情是怎样的，怎样呼吸，怎样笑，喝完咖啡之后又有什么变化，我都会去看一看、听一听。我始终认为，咖啡说到底只是一种饮品，他们此时此刻坐在这里，享受的一定是精神层面的某样东西，那是更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想以一则我喜欢的寓言作为结尾：人生就好比用5个球耍杂技，分别是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诚实。你必须同时让5颗球都保持在半空中不能落下。但有一天你突然得知，其中这颗叫工作的球是橡胶做的，而其余4个是玻璃球。工作的球掉了还能弹起来，但其他4个球损坏了就会产生裂缝。希望大家都维持好自己人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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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贤进：

见过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后，我想回家了

曾经想离家越远越好的“优等生”，现在的野心是为家乡的养老事业做一份贡献。

 

“我很少跟别人讲我的经历，因为很多人都不理解。”回忆起过去近10年的经历，30岁的吴贤进说。
学生时期，吴贤进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县城最好的初中和高中上学，一直担任班长，在高考最难省份之一的河南考入了华中科技大学。


毕业后，许多同学回到家乡，他却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工作的第一站，他就去了当时所能想象的最远城市——香港。之后的8年里，他去过青岛、北京、深圳、杭州、郑州，做过七八份工作：婚礼司仪、销售，创业开果蔬店、做线上消费平台……最后在杭州的一家技术公司过上了朝九晚六的生活，每月拿到上万元工资，似乎终于可以安定下来。


但见过了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吴贤进反而想回家了。2022年年底，他回到家乡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在这个常住人口不足60万的小县城，和家人一起经营一家养老院。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光山县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而根据吴贤进的观察，当地所有养老院的床位数加起来不过1000张左右，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基础条件也远不如大城市。


对于县城养老行业的发展，吴贤进怀有很多想法和野心，除了再开几家养老院，他还想探索更具前瞻性的智慧养老和社区养老。他相信，凭自己这些年在外打拼积攒的资源、人脉和经验，自己有能力为家乡的养老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其实，现在能和家人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他已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和满足。


以下为吴贤进的自述。

 
很多人问我，你看着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回到县城做养老呢？好像这不是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过去七八年，我在外面做了很多事情，见过了很多事情，对未知的世界没有太多好奇了。而且我慢慢发现，作为小地方出身的人，在外打拼想要往上走，除非有很好的运气、实力以及资源，否则还是很难的。
 
年轻人都有梦想，我也一样。原来我总想做出点事情，想走远一点，离家越远越好，甚至想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2013年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去了香港的丽星邮轮公司，那时候年轻，心也大，觉得可以借机去其他国家看看。邮轮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酒店，什么都有，我在邮轮上的酒吧、娱乐部都做过，我的同事除了中国人，还有越南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尼泊尔人……最初几个月还挺有意思，但是做了一年之后，我开始觉得工作很重复、枯燥。每天时间固定，地点固定，工作也是固定的，上班十几个小时做一样的事情，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2014年我从香港回内地，之后连续做了好几件事情，说好听点叫创业，说难听点叫瞎搞。第一次创业我就被骗了，损失了十几万块钱，钱虽然不多，但对我的打击很大。后来为了生活，我学着做过婚礼司仪，跟着做蔬菜批发的亲戚做过采购，还在一家企业家培训机构做过销售，其实就是为了蹭两千多块钱的底薪。
 
2017年，我和朋友合伙在郑州开了一家果蔬旗舰店，就在小区旁边，还做了一个软件，线上和线下结合，以上门服务为核心，主打新鲜、快速、便捷，5分钟内送货到家。我自己想了个名字叫“叮咚果蔬网”，那时候都还没有叮咚买菜。但后来资金和人员不足，线上运营我们也没有经验，再加上这是合伙的生意，有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情让人心累，我就退出了。
 
2019年我也曾回县城，做了一个线上消费平台叫“码上结”，邀请光山的餐饮店、酒店、美发店等商家入驻。它有点像县城版的美团，但强调线下消费，消费者在线下门店使用平台结账可以打折。那时候我谈了将近100家店，也累积了几千个用户，结果上线两三个月之后疫情暴发，线下消费停了，很多餐饮店倒闭，我又崩溃了。
 
2020年，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家做大数据和云服务的技术公司，公司业务涉及智慧家庭、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养老等，总部在深圳，在全国有9个运营中心，我在青岛做了两个月后被调到北京做了大半年，2021年又被调到杭州做了将近一年。
 
随着跑的城市越来越多，我反而想离家更近些。在外面待久了，我逐渐意识到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需要我了。我平时有时间就会回来看一看，每次回来都能感觉到他们一年不如一年。
 
我们家本来就是做养老的，我姑姑的养老院开了十几年，是光山最早的一家养老院。每次回来我也会到那里看一看，发现养老院确实也需要发展和进步，虽然姑姑和姑父很用心地做这个养老院，但是他们的很多观念逐渐跟不上了，我心里也替他们着急。
 
其实5年之前他们就想让我回来帮忙，那时候我还年轻气盛，只想自己在外面闯一闯，毕竟外面机会比较多。另外我也担心自己做不好养老院，当时我还没什么经验，让我做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时机不够成熟，自己也不够成熟。
 
后来，每次回家他俩就劝我回来，说准备再开一家养老院，让我回来一起干。这两年我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在权衡利弊。有时候我就想，在外面上班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意，职位再高也是跟别人做。而且我问自己，以后是回老家发展还是在外面定居？后来我心里就有了答案——我不喜欢外面的城市，即使有钱我也不会在杭州买房定居，何况我现在没有钱。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大城市，我在杭州、北京、上海、深圳都待过，对这些城市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我心里有答案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不管之前在公司干得好不好，遵循自己的内心，说回来就回来。去年11月底，我从杭州回到光山，然后就开始张罗着怎么把养老院做起来。我先去县城所有的养老院看了一遍，了解整体的市场情况。很多养老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我看了很揪心。有一家设施还比较完善，现在办得不错，我也挺高兴，感觉有了一点希望和信心。
 
养老确实是一个脏活、累活。但这些年我自己在外面吃过很多苦，吃苦之后我就不觉得这个行业脏、累。我也挺喜欢这个行业，现在我有了眼界、资源，也想为老家养老行业做点贡献。
 
首先我想帮助姑姑的养老院做一些升级，我发现这个养老院环境还可以，能供老人吃住，但别的就没了。所以我在宣传、包装、广告、软件、硬件等方面开始慢慢做，包括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
 
我回来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朋友帮忙给养老院设计了一个logo，在养老院里装饰起来，我想把养老院做出点文化和灵魂。我还做了个宣传单，他们之前主要都是靠熟人介绍，没有做过任何宣传。路口养老院的标牌也是我回来后做的，不然有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有家养老院，根本就找不到。
 
在办公室里我添置了一台电脑，用来整理一些制度和资料。原先的好多资料都是姑姑他们手写的，表格也是手画的，因为他们不会用电脑。有时候我看着也觉得挺心酸的，做养老院十几年，现在外面都发展成什么样了，他们还在这么弄。
 
之前养老院的伙食也一般，我就把厨师换了，点名要在外面做过酒席的大厨，还弄了个白板挂在墙上，把每周的菜单写上去。很多老人的家属看到菜单都很满意，这也是一种宣传方式。我还给家属们拉了微信群。
 
还有短视频和直播。我姑姑之前也做直播，但她就知道打开抖音，拍个视频或者点开直播，不知道怎么运营。比如发抖音时可以写个关键词、加个位置，不然别人只看到你的视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在哪儿。我回来的时候在抖音搜索光山县养老院，根本就搜不到我们这家，因为没有任何关键词。后来我就把这些细节都加上了，还买了些设备弄了个小直播间，之后抖音也是我们重点要做的。
 
我管的事情很杂，回来这两个月事情特别多，院里的升级改造、制度的完善、人员的招聘，还有新养老院的准备工作。没事的时候我也在网上看一些东西，包括相关政策和其他人的经验，还是得不断学习。
 
当养老院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平，该有的设施、服务、制度都有了的时候，我会往下一步走，做智慧养老，添加一些智能元素。现在老人的安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盯着，所以需要用技术手段去降低风险。比如老人在洗手间摔倒了，你在办公室或者值班室会收到报警。现在也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能预防很多风险，以后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把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的就餐等活动情况做成电子化的数据信息，用一个平台展示出来。但这个首先投资成本比较高，其次在县城可能有些水土不服。所以我也在慢慢调整我的观念。
 
养老院运营得差不多的时候，如果有精力，我还想做社区养老。因为很多人不愿意住养老院，但在家里又没有人照顾。我设想的是在社区里建立一些服务点，里面可以设置餐厅，还可以提供上门送餐、洗衣、洗澡服务。
 
养老行业是一个正能量的行业，我做这个行业的时候真的很有成就感。有个前两天刚入住的老人，因为脑梗半边手脚不能动，还一直流口水，这让她很自卑。我没事就去跟她聊聊天，安慰一下她，有天我捏着她的手，她问“你不嫌我脏吗”，这让我很感慨。这几天我看她经常拄着拐棍在外面来回走动，状态明显好了很多，我也很开心。
 
我的优势就是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我的人脉资源也都是一线城市的，养老行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不容易踩坑，不用在网上问。接下来就看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养老院做好，然后帮助我们整个县城把养老做起来。
 
我回来之后，我的两个哥哥和弟弟也回来了，在新养老院帮忙。姑姑和姑父对我也越来越放心，把很多决定性的事情交给我。现在家人都在身边，并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以后可以过一个安稳的日子，我挺满足的。养老行业本身也有前景，我希望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看看未来能做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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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承财：

“逆流而上”回县创业，现实却让我一度绝望

回家乡开了一家300平方米的打印厂后，康承财发现，当初北京高校内打印店的日子是多么单纯。

 

2022年夏天，康承财离开北京，决定回到家乡湖南娄底市新化县开一家打印厂。如今，打印厂就要开业满半年了。采访电话接通时他正在厂里检修，可以清晰听到他的回音——这个位于六线小城的工厂，有300平方米。

 

新化县的文印产业占据了中国打印复印市场85%的份额。曾有学者调查了北京8所高校的打印店，在此基础上，判断出新化人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65%左右。而康承财的父母当时就在首都师范大学内开店。

 

2015年高中辍学后，康承财就来到北京，在父母的这个打印店帮忙。7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那个不到8平方米的校园店内，看着大学生们复印、打印，有时，会帮他们给毕业论文调整格式，年复一年。

 

2022年，打印店因疫情经历了长达半年的闭店，这让康承财开始思考他“真正的追求”。他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喜欢做“大事情”的人，不满足于只在校园店内“赚点小钱”。或许是大城市的经历给予了他更多信心，最终，康承财决定回家乡创业。

 

康承财当时认为，自己此举是“逆流而上”，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但现实给他上了一堂残酷的课。

 

不同于校园店有固定的客源以及相对单纯的环境，家乡的生意很多时候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客户也从大学生，变成了说话很不客气的同行。这让康承财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初还是想得过于简单了，他甚至一度感到绝望。

 

所幸，撑到今年，生意明显好了很多。康承财说，不管怎样，他必须坚持做下去，“养活员工”。

 

以下为康承财自述。

 

2022年年初，我在老家过完春节后回到北京，但因为疫情，首都师范大学不让我们进校。从3月回京到6月，我一直待在校外租的宿舍里，这时就萌生了回老家开打印厂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比较喜欢做“大事情”的人，不会满足于只干个校园店，一年赚点小钱。我希望能有工厂，然后再继续做门店，最终做成连锁的。
 
决定开厂后，2022年6月，我回到了新化县。工厂远离县中心，这样租金会便宜点，300平方米一年5万元，算上装修费，花了近20万元。这笔钱，主要是父母给的，我又跟姐姐和岳父借了一些。过去7年，在首师大的打印店，我其实就是在给父母打工，每个月只拿5000元的工资，没攒下什么钱。这两年回到新化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大多都是受疫情影响，交不起房租，开的店倒闭了，所以都难有积蓄。
 
新化的打印店大多是校园店式的小店，加上当时防疫政策还没调整，线上打印的需求也比较大，所以我决定做线上线下结合的打印厂，线上渠道用的是拼多多。其实在北京给父母看店的时候，我就曾在网上接一些打印的单，赚了一些钱，也算是一次创业经历。
 
这次，我就想“逆流而上”，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开始完全没考虑成本、盈利情况。反正能创业，我就不会选择给人打工。我想的是，我毕竟才20多岁，即使亏了，大不了我再去上班。
 
目前，我们厂里总共5个人，前台接单3人，后期制作2个人，每人工资2000元至2500元——这点钱肯定留不住年轻人。员工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是通过招聘网站招来的，稍微培训了一周就上岗了。和20多岁的年轻人相比，他们还是比较好管理的，毕竟，他们都有家庭，想留在县城工作。我的厂离他们的家都很近，只有一两公里，平时的午饭是我岳母做好了送到厂里的，我吃什么员工就吃什么，谁过生日我都会准备一个小蛋糕——县里这么做的应该也不多。
 
新化当地人基本都是9点上班，17点下班，而我是早上8点盯到晚上9点，主要是盯进度，把关质量，要是太忙的话，我也会亲自帮着干。我对员工没有太多的要求，不会要求他们每天必须上多长时间的班、干多少活，只要最终把工作做好就行。
 
我自己也每天穿着睡衣就去厂里了。县里开店的都喜欢没事喝喝茶，等着客户上门，跟坐办公室一样。他们不求能挣多少，挣点钱，够花就行。不过，我喜欢快节奏，性子慢不下来。太安逸的东西会让人丧失敏锐。
 
虽然我在北京一直在做打印店，真正自己开店后，还是和我之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本地的打印市场比我想的小得多，毕竟，新化的人口就这么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新化县常住人口不到120万）。
 
市场小，竞争却很激烈。县里很多人都在做打印店生意，我们县政府旁边很短的一条街就有将近20家打印小店。
 
9月开业后，我花了半个月跑客户——给县里的其他打印店发我们打印厂的传单，如果其他小打印店有量很大或者需要彩印、特殊纸的订单，他们无法做，我们可以为其“代工”，因为我们的规模在当地算较大的，价格又比他们的低。
 
我每天骑电瓶车拜访十来家客户，但经常是“热脸贴冷屁股”。有时候给店员递上根烟，人家也爱搭不理的，让我把传单放桌子上赶紧出去。在这点上，我们新化人素质肯定比大城市里的人低些，更比不上大学生了，他们没把我赶出来已经算不错了。
 
过去的7年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白混”，校园店根本给不了经验，每天都是比较简单的活。在北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2018年去中关村电脑城实习的那一年，那期间，我学到了排版设计和后期制作。不过当时也没人教，全是我看老板怎么做，自己默默记下的。
 
接触了现在的客户后，之前打交道的大学生在我眼里就像小孩一样，他们不会要求特别多，打印出来的文件沾点油墨也没关系。但同行就很介意，鸡蛋里都能给你挑出骨头来，稍微有点脏或者裁剪多了一两毫米，客户就不要了。
 
我去年10月做过一笔3000多块钱的单子，是笔做书的“大单”。当时裁少了几毫米，他的产品是要210×285毫米的，可能是刀稍微偏了点，斜了一点，我们裁成了208×282毫米。因为一般的客户都不会介意裁多裁少几毫米，所以在这点上我也没太要求员工注意。但那个客户到工厂后拿着样品验货，一对比就感觉裁小了，让我重新做。我们加工的利润本来就不大，这单本身也只能挣五六百块，我们主要靠量。
 
当时还有疫情，大部分地区都发不了货，线下客户更加谨慎了，很少有上门下单的。工厂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我还得给员工发工资、付房租，厂子开了3个月，我亏了5万多。再加上我已有了家庭，妻子不工作在家带孩子，两岁的儿子也需要奶粉钱，经济压力很大，创业不顺，导致我那段时间脾气变得很差。
 
我当时很绝望，整个人也很疲惫，我就反复思考，为什么要回来创业呢？创业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段时间，我经常坐在厂里，一个人发呆，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后来我想通了，成本花了这么多，必须坚持做下去，养活这些员工。
 
撑到今年，生意明显好了很多。今年1月，我们订单额有10万多元，利润能有两成左右，县宣传部也成了我们的客户。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回南天（春天气温开始回暖，湿度猛烈回升的现象），空气潮湿，纸受潮就容易卡纸。希望机器能给点力，不然请一次维修要花不少钱，小的毛病都是我自己修。
 
其实，我最近还准备做一个小程序，能在微信里直接下单，不仅方便，也利于推广，会受年轻人喜欢。因为发传单很多人都会抵触，或者根本不要。不过现在还只是想法，没找到合适的人做，在我们这里，技术方面的人才会难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