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创业史》，脑海里总浮现着柳青的形象：白日里，他光着头，戴着眼镜，身穿对襟褂子，手拿长杆旱烟袋，满裤腿泥巴，和一群庄稼汉谈笑风生。夜晚灯下，他握笔蹙眉，潜心创作。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先后创作过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于1954年初春动笔，原计划创作四部，但最终仅完成了两部。尽管如此，《创业史》依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一度畅销的“三红一创”中的“一创”即为这部书（“三红”指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2019年《创业史》再获殊荣，入选长篇小说“新中国七十年七十部”典藏。

读《创业史》，最大的体会是真实感人。作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柳青始终关心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时刻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了讴歌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的他，于1951年5月毅然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条件，携家人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并担任县委副书记。从此，全家住在一座古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完全融入农村和农民的生活。

柳青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多年来，他用来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方式有多种。比如，他在商店门口排队购物，在闹哄哄的现场，他特别留意人们无拘无束的闲谈，将这些最朴素的细节和语言当作创作的最宝贵的生活素材。有时，他还会参加“老碗会”，像庄稼人一样端着大老碗蹲在村巷里跟大家谝闲传，借此收集怪话俗语。皇甫村有个二流子，柳青很想了解他的生活，但总囿于身份悬殊不得接近。柳青动了心思，发现此人爱玩鸽子，就买了两只鸽子，拎上鸽笼去找他——后来此人走进《创业史》，成为白占魁的原型。“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曾被收入语文课本。其实，这个故事就源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并试种成功。

读《创业史》，最深的感受是生动有趣。书中人物形象鲜活、个性鲜明：蟆河滩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梁生宝，年少老成，谦逊能吃苦，公道有头脑，有太多同龄人所不具备的优点。而勤劳肯干、心地善良的梁三老汉，颇有领导魄力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以及各具特色的郭世富、姚士杰和郭振山“三大能人”等，每一个都让人读后难忘。全书内容丰富，矛盾主线清晰，细节真实微妙，语言地道精练，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至于那些优美细腻的描写，缓缓推进的情节，群峰列翠的终南山下，景色美丽的汤河岸边，树木环绕的草棚瓦舍，袅袅升起的柴草炊烟，共同构筑出中国农村最深厚的乡愁，让我们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

读《创业史》，心中激荡的是钦佩和敬仰之情。文学不是生活的实录和简单的重演，柳青为这部巨著倾注了大量心血。初稿完成后，曾进行四次大改动，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他将《题叙》一章作为重点打造的对象，先后投入八个月的时间和精力，是书中其他章节的数倍。其中创作最艰苦的一年，他食不香，睡不宁，变得又黄又瘦，长了一身黄水疮。文学评论家冯健男认为：“时至今日，《创业史》失色了吗？柳青塑造的新人形象梁生宝已经黯淡了吗？不！这个艺术形象至今还是站得住、有光彩的。”《创业史》厚重而又犀利的现实主义力量，轻易穿透了时光。

柳青是作家中的典范，拥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始终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倾注在人民身上。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在生活中对自己比较抠门的柳青，毅然将稿费一万六千多元悉数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建了农业机械厂和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还预支了第二部的部分稿费。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度过的。

柳青在遭受厄运时曾经说过：“我要在神禾原上看着皇甫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五十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五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要求党政干部要学柳青。他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成就《创业史》这部经典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