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创业史》,脑海里总浮现着柳青的形象:白日里,他光着头,戴着眼镜,身穿对襟褂子,手拿长杆旱烟袋,满裤腿泥巴,和一群庄稼汉谈笑风生。夜晚灯下,他握笔蹙眉,潜心创作。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先后创作过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于1954年初春动笔,原计划创作四部,但最终仅完成了两部。尽管如此,《创业史》依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一度畅销的“三红一创”中的“一创”即为这部书(“三红”指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2019年《创业史》再获殊荣,入选长篇小说“新中国七十年七十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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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创业史》,最大的体会是真实感人。作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柳青始终关心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时刻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了讴歌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的他,于1951年5月毅然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条件,携家人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并担任县委副书记。从此,全家住在一座古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完全融入农村和农民的生活。
柳青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多年来,他用来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方式有多种。比如,他在商店门口排队购物,在闹哄哄的现场,他特别留意人们无拘无束的闲谈,将这些最朴素的细节和语言当作创作的最宝贵的生活素材。有时,他还会参加“老碗会”,像庄稼人一样端着大老碗蹲在村巷里跟大家谝闲传,借此收集怪话俗语。皇甫村有个二流子,柳青很想了解他的生活,但总囿于身份悬殊不得接近。柳青动了心思,发现此人爱玩鸽子,就买了两只鸽子,拎上鸽笼去找他——后来此人走进《创业史》,成为白占魁的原型。“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曾被收入语文课本。其实,这个故事就源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并试种成功。
读《创业史》,最深的感受是生动有趣。书中人物形象鲜活、个性鲜明:蟆河滩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梁生宝,年少老成,谦逊能吃苦,公道有头脑,有太多同龄人所不具备的优点。而勤劳肯干、心地善良的梁三老汉,颇有领导魄力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以及各具特色的郭世富、姚士杰和郭振山“三大能人”等,每一个都让人读后难忘。全书内容丰富,矛盾主线清晰,细节真实微妙,语言地道精练,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至于那些优美细腻的描写,缓缓推进的情节,群峰列翠的终南山下,景色美丽的汤河岸边,树木环绕的草棚瓦舍,袅袅升起的柴草炊烟,共同构筑出中国农村最深厚的乡愁,让我们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
读《创业史》,心中激荡的是钦佩和敬仰之情。文学不是生活的实录和简单的重演,柳青为这部巨著倾注了大量心血。初稿完成后,曾进行四次大改动,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他将《题叙》一章作为重点打造的对象,先后投入八个月的时间和精力,是书中其他章节的数倍。其中创作最艰苦的一年,他食不香,睡不宁,变得又黄又瘦,长了一身黄水疮。文学评论家冯健男认为:“时至今日,《创业史》失色了吗?柳青塑造的新人形象梁生宝已经黯淡了吗?不!这个艺术形象至今还是站得住、有光彩的。”《创业史》厚重而又犀利的现实主义力量,轻易穿透了时光。
柳青是作家中的典范,拥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始终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倾注在人民身上。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在生活中对自己比较抠门的柳青,毅然将稿费一万六千多元悉数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建了农业机械厂和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还预支了第二部的部分稿费。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度过的。
柳青在遭受厄运时曾经说过:“我要在神禾原上看着皇甫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五十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五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要求党政干部要学柳青。他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成就《创业史》这部经典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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