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类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优势和弊端）

对文科类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观察

林济源（北京大学2015级财经传媒硕士生）

一、问题、对象与研究方法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是“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一部分，主要面向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和地方所属高校的全日制一至三年级本科生。它源自“十二五期间”的两份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号）和《教育部关于批准实施“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2012年建设项目的通知》（教高函〔2012〕2号）。这几年来，各大高校积极响应，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衍生出省（市）级、校级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具体而言，创新训练项目指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允许的项目类型包括：学术研究、调查研究、实验项目、创意设计（广告、活动）、软件设计以及其他符合计划原则要求的项目等。研究周期为1~2年，而笔者本科就读的L大研究经费为国家级10 000元/项，市级8 000元/项。

作为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参与者，笔者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了解身边同学的具体做法，对其他的人和事亦有所耳闻，但始终是以局内人的身份。笔者带着下列疑问出发：以L大为代表的“创新项目申报通知”中强调的“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等实施原则，在实践中是否得以落实？L大近年来的创新项目几乎没有未通过或者延期的情况，是否意味着每个团队都出色完成？L大的创新项目实施情况放置于全国各大高校是否具有共性？

为此，笔者决定以旁观者的身份，再次窥视大学生创新项目背后的人情与行为，用具体的个案串联起创新项目的全过程，以描述的方式展示鲜活的横截面，以期获得些许的启迪与反思。

笔者本科就读于新闻学专业，出于专业性和操作性等多重考虑，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方面，未将理工类创新项目列为研究对象。笔者选取了本科就读的L大（北京的一所专业文科院校），以及高中同学集聚的A大（南方的一所综合类院校，尤以文理见长）作为对照，利用寒假时间，以质化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选取了若干文科专业的同学和教师进行访谈：直面采访了三个同学，电话采访了五个同学，邮件和微信采访了若干老师。当然出于受访者的匿名要求，本文未展现同学实名，仅标出受访者编号，以便读者一目了然。

二、参与动机：兴趣与功利的博弈

对于学生而言，参与创新项目的起点，就是课题的确定和搭档的选择。大多数的受访对象表示，金钱奖励是促使其参与的必要因素之一，而差异化的动机中也显示出其不同的价值衡量。

在笔者采访中，发现受访者大多有强烈的自我价值导向。同学1（2009级商学院）明确表示金钱的利益驱动与同学志同道合的兴趣所在这两点足以促使自己加入，他们小组申报的题目是关于娱乐媒体的软件，主要是与组长的爱好和专业有关，但自己也不排斥，毕竟自己负责的部分和商科有关。同学2（2011级新闻专业）是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偶然间加入的，他发现隔壁宿舍的同学正在准备申请，他在询问基本情况后，当即主动要求加入，一来闲来无事，二来以后的简历也好看些。同学3（2011级金融学）就读于A大，是在大三上学期担纲组长申请的，申请初衷主要是为了提高综合测评分数，为之后的奖学金申请、保研、出国等未知事宜做准备。他告诉笔者，其大一的时候浑浑噩噩，大二的时候精力主要集中在学习上，对此项目没有太多关注，认为大三该冲一把了。为此，他参加了诸多可以提高综合测评分数的活动：踢毽子比赛、跳绳比赛、当团支书、航海知识竞赛等一大堆社团活动或学术竞赛。同时，他指出在他们学院，这个项目申请的竞争力并不大，大学三个年级也才三四支队伍而已，而且大学创新项目有点“中等偏上阶层”专属的意味，成绩差的同学一般不会花心思参加，毕竟太过费时费力；成绩优秀的同学往往有其他更好的获得加分的方式，例如数学建模比赛、编程比赛等，加分更多。与同学3不同，同学4（L大2011级中文专业）在大二申请失败后，在大三上学期再战成功。他估算了自己的专业课成绩，与其他同学相差无几，且排名靠前的同学都申请或试图申请了创新项目，为了使得自己保研万无一失，就逼着自己参加了两次。他告诉笔者，L大由于是文科院校，研究生推荐免试的课余加分项目并不多，主要来自创新项目（在推荐免试时组长可以在加权平均分基础上加2分，组员加1分）和发表学术论文（对本科生难度极大）这两方面，为此创新项目的申请淘汰率很高，记得大三上学期一共申请了160多组，最终只有40组入选，接近1∶4的比率。同学5（2009级法学专业）是个女生，她告诉笔者尽管功利化考量也是自己申请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课题源自自己的支教经历，对此她十分感兴趣，同时也有责任感的驱动：很想从法律的视角去改变代课教师的现状，网络媒体对代课教师的大规模报道局限于道德层次，却不给他们真正物质上的改善，身为法律人理应思考能不能从劳动法的角度去帮助他们。

在大多数申请者看来，兴趣驱动是课题申请的重要前提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兴趣与非兴趣因素冲突，或者有其他主导因素存在时，这些申请者们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学6（2011级新闻专业）是一位新疆人，本来打算研究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但是在提交申请材料两天前，最终换了指导老师提供的题目（关于公检法的网络舆论与传播形象），通宵达旦地整理材料，就是为了提升通过率。之前的同学4在大二的时候选择的题目是关于“两岸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自身品牌策略建立”，是从指导老师的选题库中选取与自己经历相关的内容（大二下学期去台湾交换方便做研究），然而因为准备过于仓促等原因以失败告终。大三上学期选择了“现代闽南谚语的传播特点和传播策略研究”，注重将汉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通过学科交叉，背上守护乡土文化的使命，果然获得了成功。从其他同学的反馈可知，指导老师的意见、追赶时政热点、扎根乡土文明等能够增加选题命中率的因素都是申请者的权衡点。

在观察和询问组成申请团队的搭档选择中，笔者发现两个因素时常起着作用：老乡和跨学科需求。同学7（2009级社会学）在大三的时候加入，虽然是组长定的题目，对项目不是十分了解，但因为是老乡邀请，选题又关于十分熟悉的家乡成都，便以帮忙者的身份加入了。同学8（2011级新闻学）是五个人的队伍的组长，他告诉笔者，在L大流传着跨学科跨背景的成员组成更受答辩评审青睐的说法，因此他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同级老乡，同一社团的商学院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两位学妹，以及同专业的学弟发出了邀请。他坦言，这一组合经得起“人情”和“专业化”的推敲。

三、师生互动：一场中断的关联

指导老师在创新项目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团队中的同学之间理应存在什么关系？实际上存在何种关系？

L大的金老师（劳动法教师）直言：“我觉得指导老师对学生申报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参与创新项目题目的确定和讨论，指导学生如何从法律人的思维进行调研，甚至是从定题、步骤、可行性、内容等方面给予帮助。”

就受访同学而言，指导老师的选择与申请通过率息息相关。在L大，同学们选择导师的标准：一是以职称论英雄，能选副教授以上就不选讲师，能选本专业的院长就更好不过了；二是选择答辩的评审委员当指导老师，同学们大多能从师兄师姐处获得上届评委的名单，尽量去找他们，尽管可能每年的评委有所变动，但也是微调。每年申报结果公布后，常常有落选者在学校BBS上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不公的质疑。

金老师表示，希望学生能够宽容，学校的资源毕竟有限，学生提出的创新题目类型又特别多，设立专门评选委员会恐怕比较困难；同时，她希望学校有所改进，能让更多专业老师参与进来。

在A大，创新项目的申请并没有那么严格，也没有立项的答辩程序。同学3找的指导老师便是大二暑假指导他们社会实践的一位青年教师，当他询问导师选题如何确定，导师便告诉他们可以拿着社会实践的成果去参加。尽管心里有所顾忌，但是同学3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省时省力的申报方式。申请过后不久，他在校园网的公告中发现自己的项目被评上了省级。

根据受访者所述，笔者更为确定，指导老师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前期的申请阶段，之后基本没有其他互动，有的也仅仅是中期报告和结项的签名需求而已。同学4回忆，在申请阶段，导师帮他修改了两次申请书，并且提了许多建议，包括答辩的展示的建议，但之后就再没有过多的交流。至于申请阶段，另外需要的两个推荐老师，去教室或者办公室直接堵人，请老师签字就行，老师一般乐意帮上这点小忙。

四、做与该做：现实与书面的矛盾

申请成功后，对大部分人而言，意味着完成的前夜。尽管创新项目要求提交的书面材料繁杂，但内容的产生往往是赶出来的，最终的结果也是小组分工的集合品。

以同学2为例，他向我提供了在创新项目结项报告中所写的自己的分工，如下：

“在项目前期的准备阶段，我主要承担的工作有：一、积极参与整个创新项目内容、方向的讨论和研究，并在前期查阅文献了解该领域研究状况。二、独立完成申报创新项目时附件二的内容，就网民对热点事件的看法，随机选取天涯论坛涉及“法院形象”关键词的帖子进行具体的内容分析。三、参与前期调查问卷《中国人民法院机关形象调查》的讨论、设计，以及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为前期法院机关形象的数据分析提供准备。四、参与组长主持的大小会议。

“中期过程中，我主要承担的工作有：一、深入法院进行实地调研。在2013年的暑假，我和小组的某同学以实习生的身份进驻北京市一中院宣传部进行与项目课题相关的调研活动。具体考察了中国法院机关形象现状，以及它们目前的形象维护、公关措施及其存在的弊端。二、参与市一中院知识产权庭在中关村的互联网知识产权培训会。三、参与市一中院知识产权庭的微电子所调研活动。……五、和小组成员制作完成项目中期的调研视频。通过街头采访以及法院调研剪辑以画面的形式展现了民众对目前法院机关形象问题的看法及相关建议，同时，以一中院的具体做法为例子做了相关介绍。六、完成《创新项目实施过程记录簿》中2013年7月、8月小组会议及成员活动的记录。七、参与组长主持的每次大小会议，讨论研究中期调查问卷问题的设计。八、协助小组其他成员完成在创新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

“在项目进行的后期阶段，我主要承担的工作有：一、对2013年3月20日到2014年1月20日期间46个与法院形象相关的事件进行危机程度分析。二、以“贵州调查警察开枪致人死亡案”为例进行网络环境下法院司法审判形象的内容分析和词频分析。三、独自完成结项报告《美国法院形象危机公关策略分析——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例》。四、完成《创新项目实施过程记录簿》2014年3月和4月小组会议和活动的内容记录。五、积极参与组长主持的每次会议，对项目后期出的各项成果及调研报告做具体分析和修正。六、协助小组成员解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上述文字原来为1 600多字，已被笔者略去一半。根据书面描述，调研的充分程度可见一斑。同学2仅为该项目的组员之一尚且如此，该团队付出的努力自然不容小觑。

然而，同学2告诉笔者，其实真正的情况是，在一年的时间内，除了中期检查和结项的前几周，小组之间没有互动。只有在提交材料期间，组长多次开会分配任务，四个组员各自去完成自己的部分，集合就行。在文中提及的去法院调研，正好是将自己暑期在法院进行社会实践的工作内容写进去而已，并没有真正采访与调查。至于中期的调研视频，不过是为了使中期阶段性报告更加好看，而在校园内的视频采访结果。

在上文提到的《创新项目实施过程记录簿》，是结项审查的重要依据之一，要求每个小组对创新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如实记录，甚至要求了每个月需要记录的页数，同时需要导师的指导意见和签字。这一记录本的存在，可是费尽了同学的心力，他们往往在结项前一两周，进行小组接力，一个人写数十页，臆想各种会议、调研形式，并模仿导师语气和导师签名，直至记录本看起来充实而“真实”。

在这样集体编造的风气中，参与者们也迎来了最终的结项成果。同学2表示，他们最终的论文洋洋洒洒3万多字，一方面是由于个人早已习惯了临时赶工，另一方面组长作为领导者所承担的责任自然大些，对论文的最终呈现有60%的功劳。他还说，他的室友是另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整篇论文是他一个人数个通宵连轴转赶出来的，就连记录本也是一个人完成的。

同学4反映的情况和同学2相差无几，他们为了使得最终成果更加充实，在研究论文外还完成了闽南谚语宣传册的编写、闽南谚语微信公众平台的发表等工作，但项目结束后便没有继续有效管理了。

A大的同学3则表示，他的项目是“水”过的。因为学校审查不严格，他们是在截止日期前几天将暑期实践的调研报告换个日期，原封不动地作为结项论文上交的，最终还评上了省级优秀项目。

五、花费与报销：东拼西凑的学问

如同上文提及，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研究经费是同学们对项目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八位受访者纷纷表示，研究经费由于受到报销种类、金额等多重限制，基本没有办法凑齐所有的发票，因而，在所谓的严苛而完善的发票报销制度下又形成了新的师生博弈，衍生了一种普遍而具有继承性的发票收集方法。

同学8回忆道，当初教务处的老师专门开设了讲座向在场同学详细解读了发票报销流程和基本规范，还分发了一张具体的报销指南。同学8在一年的研究中主要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报销时间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限定一定的报销金额，而每种报销项目的比例是极为固定死板的。他的项目是北京市级的，中期只允许报销3 200元，结项前报销剩余的4 800元，且报销时间相对集中，因此大部分同学都得在规定的期限内，想办法获得足够金额的发票。同时，规范里面许多物品是禁止报销的，例如餐饮和一些数码产品（U盘等）。车马费、住宿费、通信费等又限制了一个固定的比例上限，严格把关，不允许超过，例如行车交通不允许超过报销金额的20%（具体的比例已经模糊，此乃受访者估算），且火车只允许报销硬座或者动车二等座。第二个难题是规范上的“奖励性支出”最后变成空头支票。同学8表示，当初看到这项规定觉得十分合理，毕竟对一些入户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与受访者之间的接触是存在金钱上的联系的，规范中要求列出受访者的名字、身份证号、奖励金额和本人签字，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比较繁杂，但还是具有可行性的。然而，当他真的拿着整理好的“奖励性支出”明细去找财务处的老师报销，却被否定了。原来学院掌管财务的老师需要处理学院的诸多报销事项，对于创新项目存在的任何书面上呈现出的“特殊性”是直接反对的。所以，同学8铩羽而归，空缺的部分只得去小商品市场买了发票。

同学2在创新项目结束后，组长分给了他1 300元，研究经费一共10 000元。他说这个金额是在组长去除聚餐吃饭、购买发票等开销之后根据小组五个成员的贡献而发放的。他们小组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资源的检索，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实地调查，因而所有发票都是小组分工凑的。他记得，当初在中期报销前一周，组长便给他们开了一个会分配各自需要凑齐的金额。于是，在午休或者傍晚，他便和另外一个女生到学校附近的超市门口驻守，向出入的消费者索要购物小票，并通过购物小票去超市服务台开取发票，总共筹集了数百元。然后，他又将自己往返家乡的火车票贡献了出来，再去公交充值处为自己的公交卡充了100元，帮隔壁宿舍的同学也充了钱，以便将所得的充值凭证拿去报销。最后，不够的部分直接去学校附近的金五星里面的文具店购买发票，开1 000元的发票付费二三十元左右。他告诉笔者，一张发票的金额不能超过2 000元，发票名称为办公用品，并得注明购物明细（纸张、笔记本、文件夹、笔等用品），这样才不会被打回。同学2还指出，所有的报销款项只有文具用品的报销金额没有上限，因此同学们大多愿意用此造假。同学3作为组长，由于申请的项目在暑期实践已经得出研究结果了，那时候的钱也已经自己掏了，所以，他就利用大四上学期到各地面试，参加雅思、CFA等考试所花费的路费凭证和住宿发票轻松凑齐了最后的报销金额。

六、总结与反思

显然，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申请，直接反映了大学生群体这一微型社会中的人情冷暖和规则操控。当我向数位大学生创新项目指导老师询问他们眼中的利与弊，他们的立场分成了三种。

赞成者认为增强自信、提升实践与综合能力、完善论文写作水平这三个关键收获是参与创新项目的学生能够直接或间接从中得到的。创新项目是一种科研的尝试，能够让学生们熟悉科研的过程、管理、规矩、实验等。创新项目可以给文科出身的同学一个这样的机会，协助老师参与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应该鼓励大家踊跃参与，且推广力度还不够。创新项目对实地调研、时政研究很有帮助，而且能够让更多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发现学科的缺陷，解决社会的问题。

反对者则直言，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独立思考、培养系统地整合利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创新，创新项目大多标新立异，并不构成少数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现在的课题研究大多与“大学生创新项目”定位不符，或者其本身定位已然不清。同时，创新项目的设立与学生的学习计划冲突，且常带功利性目标，包括实习在内的多种渠道已能达到锻炼目标，创新项目的最后可能就是回归原点。

中立派着眼于学生的动机，认为功利主义的奖励机制与积极性并不冲突，但学生要明确目标，选题应有基础调查，且对项目调查有充足的准备，浮躁是大忌，与指导老师讨论是过程的必需，莫让浮躁与名利冲昏头脑。

在笔者结束所有访谈之后，整理出创新项目的申请者从参与动机、师生互动、研究过程、经费使用等全部环节，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呈现出当代大学生一致的心理特征和极强的变通性。笔者深感，制度规范的不健全和投机取巧的传承乃制约创新项目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当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阅到大量文献为创新项目的正面价值歌功颂德时，不禁感慨，现今的大学生学术创新最需要的并非此等虚无的夸赞，而是勇于针砭时弊的批判，显然这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更有借鉴意义。

诚然，中国的大学学术体系，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大量规划出来的创新项目等科研决定，有着良好的创新初衷，却没有配套而合理的行为规范，大多规范是冷冰冰而没有变通余地的，加之行政人员的僵化管理，衍生出诸多可以攻破的漏洞，最终的结果便是这群聪明的学生积极迎合，笑对漏洞所带来的低成本科研。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科研风气堪忧，学术造假已然成为可以逾越的雷池，甚至这种风气具有传承性，学长学姐教诲学弟学妹的不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科学调研，而是以简单省时的亲身经历言传身教，尾随着一群后继者。笔者在访谈后更加肯定，大学生学术创造的自觉性、自主性发挥难上加难，唯有通过形成更为有效的培养与监督机制，才能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术素养。我们发现，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指导老师因为无利可图或者其他因素，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常常缺位。为此，日后如何形成制度灵活、教师负责、学生自主的创新项目实践体系乃当今的上层管理者、教师、学生等群体需要共同面对和首当解决的重中之重。

笔者以为，创新项目虽小，反映的问题巨大。创新之路尚远，提供诚信而有活力的创新环境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