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给群臣出了一道思考题：“创业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因曾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故而认为：“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而侍中魏征却有不同见解，他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资治通鉴·唐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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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阅历、理论水平、思想角度的不同，一道思考题当然可以有若干不同的解答。但面对两位宰相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又该如何评判呢？李世民坦然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如果话仅至于此，不过是半斤八两，不偏不倚而已。关键是他后面的话：“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这番循循善诱，令我们不得不承认李世民的辩证思维，至少对创业与守成的理论认识是符合辩证法的。创业固然不易，但守成更难。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帝王创业之初，没有骄奢的资本，没有享乐的条件，要想改变现状、出人头地，自古只有一条路——干，想让他停下来也不能够。这种境况下，创业虽“出百死”，却始终处于升势。而守成却不一样，有着“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有着“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还有着足以让其“精神麻痹”的吹捧逢迎。这种境况下，守成可谓“祸乱”四伏，稍有疏忽，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

纵览历朝各代，从创业到功成名就，真正能守住“初心”者的有几人？商纣王帝辛，今日人人知其为暴君，但他即位之初亦曾十分节俭，粗茶淡饭、麻衣布履、勤于政务，因而万民乐业、八方宾服。后来得了臣下献的一只金碗，从配象牙筷开始一发而不可收，穷奢极欲、纵情淫乐，结果众叛亲离、百姓怨恨，在姬发大军面前，只好独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

唐明皇李隆基，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刻厉节俭，颇有明君之范：生活上，他“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玉锦绣”。政治上，他虚心纳谏、勇于接受臣下监督，并重用“为人峭直，不干荣利”的韩休为相，从而创造了著名的“开元之治”。但执政后期，他也如商纣王一样，整日游乐于“花柳繁华地”，沉醉于“温柔富贵乡”，到头来落得个“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的结局。

其实，守成与创业相比，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在成功面前，人们大都选择了安逸，而不愿继续奋斗，不愿再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从本质来讲，最终是在安逸面前吃了败仗，自己打败了自己。“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创业之难，本质上属于“胜人（他）”；而守成之难，克制自己“行恣睢之心”的欲望，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本质上属于“自胜”，乃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往往会生出一种心理不平衡。因此，没有一种“以苦为乐”的境界，是决然做不到的。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他深谙“骄奢生于富贵”的道理，并发出了“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的号召，但自己最终也没有跳出“失之于安逸”的怪圈。公元648年（即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显然，他要儿子不要学爹。这至少说明，他那个“守成”的号召，“自身硬”是不足斤两的。

而今，李世民早已走进历史，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启示，迄今仍然鲜活。概言之：抑制安逸惰性，没有休止符；破解守成之难，须得终生防微杜渐。